□ 张丰

    很多网友用“又害死一个”来形容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自杀，因为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师的关系而自杀。类似的案例还有好几起。很明显，自杀虽然是极端事件，但是，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正受到与导师关系的困扰。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供“叫醒”服务。如今，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更多是为了体现权力的仪式感。看起来，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都对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这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的“不敢反抗”，事实上，被导师“控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的校园，只有到了“研究生与导师”这个阶段，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是一对一的、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导师需要传给学生知识，更要给他方法，更重要的是，导师要负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大多数高校都是导师一票否决，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才能进入后面的评审环节，如果导师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就不能毕业。

    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师生感情，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处在权力关系中的导师，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在中国的大学，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多半也会承担一些科研项目，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正派的老师，会给学生一点补助，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自私一点的老师，免费驱使学生，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是权力关系，然后又是经济关系，最终形成一套控制体系。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悲剧。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旦学生碰到的是“图谋不轨”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学生不能换导师，也没办法制约导师。

    要重塑师生关系，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节制”，需要学生更加“勇敢”，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设计出一套“逃生通道”。比如，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导师的机会；或者以类似“教授委员会”，而不是导师单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