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刚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
“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