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刚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

    “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