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宇宽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形象。他是一个可悲又可笑的读书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他非常穷，没钱到“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只能与“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然而他却坚持穿长衫，保持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明明是偷书，却硬要说“窃书不能算偷”，以维持读书人的体面。他虽然他知道“茴”的四种写法，但这些学问都是没有用的，他就像一个多余的人，“是这样地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这些年我慢慢回想起孔乙己来，越发觉得自己和孔乙己心离得很近，甚至是尊敬。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乙己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算他偷了书，也不是什么大罪，而且仍然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品节。他的坚守，就像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一样，显得弥足珍贵。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写新小说，搞新文学，在那个时代是时髦的，因此他的稿费很高，日子过得很不错，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畅销作家。而孔乙己显然就是落伍文人的代表，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么鲁迅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当作他居高临下俯视孔乙己的资本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每个时代都有新学问、新风气不断问世，其中有一些恰好是迎合当时市场需求的，因而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会变成当时的成功者。而那些不受欢迎的学问，像“茴”字的四种写法，就像鲁迅所认为的那样是没什么价值的，只是它们恰好不符合当时的市场需要而已。如果孔乙己真有其人并能活到今天的话，可能就会到百家讲坛讲《说文解字》去了，搞不好比鲁迅还火。

    知识分子是以研究创造传承知识为职业的。有的知识可以直接变成看得见的社会效益，比如建筑工程、医学这些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但也有很多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变为物质财富，却是社会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唐诗宋词、《二十四史》，或是《说文解字》，甚至是“茴”字的四种写法。

    我年幼时也曾经觉得孔乙己很可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能感受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孔乙己身上固执的、纯洁的、银子一样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