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一中 张小倩

    中和之美到底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张国庆先生就总结了三种不同的有关中和之美的定义：“第一种是以朱自清先生为代表的，将中和之美与儒家的诗教相等同；第二种是以于民先生为代表的，将和、中和主要看作是对立面的谐和；第三种则是将中和之美视为一种艺术辩证法。”

    关于中和之美，早在《诗经》的内容中有提及，《论语·为政》中早已说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是不偏离、中正。《论语·八佾》里还挑选了一首具体的诗作说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而不过分，愁苦而不悲伤,强调“性情之正，声气之和”。简而言之，中和之美就是抒发感情但是要有所节制，合理适度地处理创作主体的情感与客体的各种关系，呈现出和谐的状态。

    汪曾祺的小说不乏体现主体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之处，他关注最多的是人情、人性，是人们比照道德的自我规范，所以他的小说常以温情来抚慰人间的苦难，以善意反观世态实况，以幽默品评国民。他热衷于写平凡人苦楚后的微笑，醉心于民族的道德美、情操美和人性美。他乐于用温柔的心来和解人生中各个阶段的失意，使作品呈现出和谐的韵致。

    汪曾祺明白以自己温和、冲淡的性格是写不出悲壮的作品的，所以在他的笔下，即便主人公是可笑、愚昧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他怀着悲悯之心来看人间百态，以赤诚之心写红尘见闻。

    不只是汪曾祺自己清楚自身的定位，著名学者林贤治也说：“就说汪曾祺，当他对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做契柯夫式的刻画时，就因为过于注重美感的捕捉，暖色的渲染，民俗风情的工笔描画，以及笔记式的叙述，因此在艺术效果上，就容易变得散漫、轻浅、琐碎、缺乏思想深度。他承认如果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和绝望感，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就是因为深潜在血统中的‘乐天’的‘中和’的思想作用。”文学评论家费振中也曾对汪曾祺评价道：“汪曾祺身上既显示了儒家文化中原始朴素的人道主义内容，又带来相当鲜明的庄禅文化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色彩。作为一位二十世纪末深得‘中和’神韵的‘知’者，汪曾祺用他习惯的平淡笔墨替自己画了一个优雅的光环，一个古典理想主义的光环。”

    小说《复仇》是一篇关于旅行人复仇的故事。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父亲被仇人杀了，母亲拿父亲的剑在旅行人的手臂上写下了仇人的名字。旅行人是孤独、麻木的，因为仇人在不知名的路上，而他在手刃仇人之前，只能不断地进行一个人的行走。但文中的“庙”被赋予了和解的力量，在庙里，旅行人知道了疲倦与痛苦，而有感觉对于旅行人来说就是一种幸福。结尾处悬崖上有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僧人在凿山开路，他的手臂上是旅行人父亲的名字，和旅行人一样是被针刺的，涂了蓝的。旅行人在面对这一刻时，内心极为挣扎，他的生命价值需要靠仇人的死亡来印证，他的面目要靠仇人来指认。旅行人最后放下了剑，拾起了锤子凿路，这意味着一个新的选择，也意味着仇恨被和解。与鲁迅的《铸剑》显示的悲观情绪深入人心的绝望和毁灭不同，《复仇》是以和解的姿态超越人生。

    汪曾祺的小说感觉轻盈，但并非没有厚重感，只是他的厚重感也表现得没那么悲天怆地。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和他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大多让我们感觉希望的存在。因为他用自己冲淡、从容的笔调净化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用理解的情绪缓解了整个社会的急躁；更因为他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能面对，并且能从容地面对。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朴素的观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后记：我因参与《阅读中外经典，营造书香型校园的实践研究》这个课题，和学生一起读汪曾祺的散文，所以写下这篇阅读体会。之所以在如此多的经典中选择汪曾祺，是因为我认为如今的中学生需要阅读这样的文字。信息的爆炸，泛娱化的加重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它们告诉所有人应张扬个性。具体到中学生身上，个性的张扬更多时候意味着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于校园斗殴，校园霸凌屡见不鲜。怎样去净化校园，我想不应与阅读分开，而汪曾祺文字蕴含的平静之美，内容呈现的中和之美展现了他对和谐的追求，而“和”“谐”二字正是我们内心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