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科学家，用无言的行动诠释了人生的意义。罹患重症的中科院院士卢永根（见左图），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无偿捐献给教育事业。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牛皮纸裹着的一叠存折

    因患重病，87岁的卢永根自觉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2017年3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去过他家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印象：家徒四壁。

    平日里，这位老校长常常拿着一个半旧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荤一素二两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卢永根总会善意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笔记本扉页的4个“一点”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

    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作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他用来自勉的4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派遣回到广州。他说：“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

    从此，他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守。

    1983年，他担任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他对身边人要求也很严。一位做工程的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一天不要进华南农业大学门。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书不搞特殊，办事尽可能乘坐公交、地铁。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很大方。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回国，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博士生刘向东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借1500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弟子张桂全说。

    病房里的临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崇尚吃苦精神。

    卢永根带领弟子，小心地保护着7000多份稻种资源和900多份野生稻资源。许多珍贵的稻种，都是他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找回来的。

    2001年，听说广东佛冈一处山顶有野生稻，已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亲自出发寻找。

    山上无路，布满荆棘。到半山腰，卢永根已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卢永根作出过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对水稻育种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５年，卢永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许多当年的学生和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学者，如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活。经华南农业大学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他要继续坚持下去。”徐雪宾说。

    “卢永根触动我们去反思，人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华南农业大学教师王慧说。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学校作了一场演讲。亲历者回忆，那晚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

    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来源：新华网 蔡国兆、刘宏宇、李建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