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三喜

    7月8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率先公布了最新学费标准，文科专业每年6060元，理工科专业每年6850元，分别上涨1500元和1690元。已确定涨价的还有江西省，而内蒙古、海南等省区也已经召开听证会并通过了调价方案。

    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这一限令让高校学费保持了5年的稳定。5年期限一过，禁令解除，部分省份就先后上调了学费；2014年，浙江、江苏、天津等十余省市也纷纷调整了多年未变的学费标准。今年这一轮涨学费，是禁令解除之后的第三波了。

    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实行的是“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对于涨学费，高校给出的理由是，学费标准还是十多年前制定的，而物价水平不断提高，包括学校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支出等都在逐年增长，生均成本大幅提高。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算了一笔账，2012至2014年，公办本科生均培养成本，每年约为1.8万元，而学费仅为3000余元，地方财政要承担1.5万余元。

    由此来看，涨学费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但是，避不开学费调整的正当性以及合理性。比如，生均培养成本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是物价上涨，还是高校的盲目扩张？在培养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不免担忧：学生是在为高校培养成本的不合理增长埋单。生均成本如何核算才合理，是否可以把所有办学成本都平摊在学生身上？上涨的生均培养成本，政府、学生各分担多少，涨多少才合适？而且，这笔账如何算也不能完全由高校自说自话，应该向公众详细地说明。

    又比如，增长的学费收入将用于何处，是改善高校办学的软、硬件条件，还是用于偿还高校债务？各地虽然有明确规定，学费不能用于偿还历史债务，但是确保增加的学费收入用于学生培养而不是其他，需要高校管理与监督制度更加公开、透明。

    高校不是企业，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在考虑学费涨不涨时不能仅算经济账，还要算“情怀账”。广东省发改委曾称学费涨幅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在涨学费的决策过程中，学生及家庭是否可以承受，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却处于失声的状态。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学费上涨一些并不是太大的负担，但对另外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来说，却是一个问题。当然各地也强调将加大对贫困生的助学投入。

    高校办学成本不断增长，需要的办学经费水涨船高。如何平衡收支，政府财政投入、学费收入之外，高校其实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在美国，即便是公立学校，也越来越多地努力推动经费来源的多元化，通过校友捐款、社会捐款、商业公司等渠道来充实学校的钱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还建议，学校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从企业界和政府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通过网络课程等技术创新，降低生均成本。不过，实现收入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服务水平。与之相比，涨学费可能是一个省心、“好用”的办法，或许不用怎么费力，就能填补资金的缺口，但无论如何算不上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