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上午，天津佛教居士林内，伴随三声枪响，正在专心礼佛的昔日北洋直系军阀，人称“东南王”的孙传芳顷刻魂归佛门。刺杀者是一名叫施剑翘的年轻女性，刺杀理由是为已故去整整十年的父亲施从滨报仇。这就是民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孙传芳遇刺案或施剑翘复仇案。

    如仅从法律角度观察，这不过是一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谋杀或故意杀人案，谋杀者已经投案自首。但是，因为有了复仇因素的介入，特别是“弱女子”“孝女”“十年等待”“为父报仇”等带有悲凉、甚至悲壮情节的渲染，使整个案件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此案也让民国司法制度第一次严格意义上接受传统道德挑战和考验。

    没有开庭，结果其实已见分晓，施剑翘一案中道德的力量和标准即“情”的因素，一开始就占据上风。民国实体法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遵循实体和程序规则，经过控辩双方激烈的法庭辩论，天津地方法院以杀人罪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上诉后，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七年;南京最高法院维持河北高等法院判决。1936年，施剑翘入狱服刑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特赦令，以“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将施剑翘释放。

    其实，若不是“事出有因”，如果不是道德伦理因素的介入，以及“一边倒”的舆论宣传，对施剑翘一案的判决，可能将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尽管法律实施确实离不开传统的道德力量，即“法不离情”，但道德并不能代替法律规范。正如民国著名法学家杨鸿烈先生所言，“复仇乃是天下大乱，法令失效时的变态行动”，“在相信法治有最高效率的人就绝不应煽此恶风”。好在，施剑翘复仇仅是个案。                  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