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元崇 

    编者按： 本报推出“托管班”调查系列报道之一和之二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共鸣。连日来，编辑部和撰稿记者先后接到许多学生家长、学校负责人及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来电来信。他们纷纷表示：“《科教新报》对‘托管班’的系列调查抓住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这是家长和家庭的现实需求。”他们对“托管班”这一问题有话要说，请听各方呼声。

     “学校最好担起托管责任”

    “学校办托管班，有现成的场地和师资，优势不言自明。”很多家长来电表示希望学校能办起规范的托管班，以解决接送孩子不便的问题。 

    那么学校能否承担起学生托管的担子呢？记者调查显示，由于学校设施和条件的限制，许多学校未能做到容纳本校所有学生中餐和午休。

    以长沙市芙蓉区某小学为例，去年该校有近600个床位供学生休息，今年随着一年级新生班额数量的增加，就得腾出原来给学生中午休息的教室供增加的5个班上课用。由此，床位也就少了近200个，学校只能优先解决低年级学生中午在校午休的问题。在有剩余床位后，根据学生离校的远近，依次再考虑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在校午休的问题。

    床位少了，很多学生不得不被学校“赶”出来，这样一来，给社会托管提供了生源。一名托管中心的老师告诉记者，去年在该校附近只有5家托管机构，今年就翻了一番。 

    “托管班与培训机构不同，它主要是看护孩子，而不是培训或者补课。”许多家长担心的是托管班办成补习班。对于校内托管班，担心学校变相办起培优补习班，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但不少家长认为，学校办学生托管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为相比校外托管机构，学生的人生安全和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

    10月21日，长沙市雨花区某知名小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这位负责人反映，校园周边的托管班曾对学校造成很大困扰。

    每到春、秋开学报到之际，各托管中心抓住报到这一天的关键时间，在校门口上演“招生”大战。他们发气球，送铅笔，争取获得孩子的关注。

    “这些托管班在学校开学时就乱发传单，抢生源，对校门口环境卫生和安全秩序造成影响。还有一些托管班，为了吸纳生源，竟然对家长宣称和学校某某领导关系铁得很，能帮忙弄到进某某知名初中学校的指标，对学校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位负责人说，“最后，学校不得不以致家长公开信的形式澄清此事。”

    “倘若学校担负其办托管的任务，那么仍存在诸如收费、保证托管质量、避免办成补习班等一系列问题。”这位负责人反问，收费怎么定？收多少合理？物价和纠风等部门来学校抽查问及收费事项，我们该如何回答、如何合理解释？ 

    记者调查走访中，多所学校负责人表示：“教育是公益事业，但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具体到‘放学后难题’，要分清学校和家长的责任。学生在校的学习活动是学校的责任，放学后更多应是家长的责任。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做好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衔接。”

    “我们很赞同《科教新报》对托管问题的关注，这是家长和校方都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托管市场已经形成，但各种乱象频现，纠纷频发，相关监管却仍然是一片空白，政府部门应该将托管市场规范起来，而不应该放任自流。”长沙多所学校负责人如是表示。

    “无缝对接”违背儿童成长规律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孩子每天走出校门，又走进托管班时，市场貌似解决了家长们的难题。然而，当成年人手把手地把孩子交来交去，让他们始终处于“无缝对接”状态时，以为很稳妥，实际上却严重违背了儿童成长规律。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更多地从儿童成长角度看待托管现象。家长和学校也有苦衷，这几年发生了多起学生安全事故，全社会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都很紧张，甚至有点敏感。平时，学校几乎不组织春游、远足等校外活动；放学后和节假日，家长又因为工作忙把孩子交给托管班，使得孩子的校外生活成了学校生活的延续。

    汤素兰说：“孩子当然要安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自由成长的空间。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多和同伴一起玩。家长和教师不要太短视，也不要太急切，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成人教育了孩子，而是孩子创造了自己。”

    “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的托管机构能否为孩子提供家长所期待的安全和教育，还是一个问题。

    长沙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地说：“长沙市中小学附近的托管机构存在不少隐患，比如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托管机构的厨房应该办理卫生许可证，其从业人员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健康体检，需要取得健康证。”据调查，目前还没有托管机构所主动到长沙市卫生监督所去办理餐饮卫生许可证。这位负责人建议，托管机构尽量办在学校里面，这样便于对其食品安全监督监管。

    “托管班”由于横跨教育、家政、餐饮等部门，其性质难以界定。这也导致托管机构在监管上处于教育、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职能范围的“真空地带”。长期关注托管现象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托管是家庭的“刚需”，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但目前托管班面临“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在她看来，规范托管市场，关键要给托管班找到可以归属的“婆家”，并建立这个行业的前期准入机制和后期监管机制。

     编后

    监管空白导致“山寨”托管机构泛滥，加上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托管班管理的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任何一个部门负责托管班的审批，导致很多托管班的举办者不知该向哪个部门提出申请。“‘婆家难觅’是托管班无法在规则里出牌的关键原因之一。”许多托管班负责人表示。透过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托管班怎样的经营困局？托管班是否有更为适宜的解决办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对待“托管班”这一民生问题上，应该有哪些具体作为？敬请关注本报10月30日推出的“托管班”调查系列报道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