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云丽

    随着《黄金时代》公映，萧红的名字再次成为热词。由这部影片想到人生有苦难，苦难里有美意。很多时候，我们猜不透苦难和美意，但在萧红身上，这两者却清晰地呈现出来。

    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的人生走向都有自身性格的编码。萧红是一位拒绝给定、拒绝平庸的女性。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萧红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

    她去世时还未满三十二岁，却已经尝尽磨难：从黑龙江呼兰县离家出走，到香港玛丽医院被病痛缠身直至孤独死去，尝尽颠沛流离之苦、饥饿困顿之苦、孕育弃子之苦，一生被战火追赶，由北往南，不停逃离。她不幸遭逢乱世，那些穷愁潦倒、动荡艰辛、生死荣枯里的身不由己。 

    讲述萧红的情路历程，即便用再简省的文字，也要说上好几大段。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些男人终究是绕不开的症结。经历了逃婚、私奔，背叛、苟安，从一个男人的怀抱逃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有的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的属意气用事，欠深思熟虑。一生的仓皇奔逃，无非是渴望男人的救赎，渴望岁月静好的安稳和幸福。可是，救赎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只能是自己用短暂的一生写下的文字。 

    所以，暂且先绕开萧红的情感八卦，看一看这位“30年代的文学洛神”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文学上的、精神上的丰富和富足。 

    上世纪30年代初，以“悄吟”为笔名走上文坛的张迺莹，和她的爱人萧军合出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初显才华。 

    1935年，在鲁迅的资助下，《生死场》出版，也把“萧红”这个笔名带上了文坛。全书17小节，对东北沦陷区人们生存图景的刻画、散文化的写作手法，无疑给文坛带来了别样的气息。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并敏锐发现了萧红独特的艺术才华，称这部作品显示出“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为作品整体灰色的生存图景中“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40年初，萧红和端木蕻良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她却难驱孤独和抑郁，在孤寂中，萧红写下了思念家乡的名作《呼兰河传》。这部被认为是不像小说的小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混沌而斑斓的乡土画面。那个“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的小团圆媳妇，那个陷入生活困顿中依旧“该担水便担水，该磨面便磨面”的冯歪嘴子，还有那个让萧红“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人物和场景，渗透着酸涩苦楚，交织着绚丽明快。 

    让我们读一下这部书的一点文字，感受一下萧红的寂寞与欢欣：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1942年，年仅32岁的萧红在香港玛丽医院去世，临终时她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成了萧红一生无法解脱的梦魇。但是，她并不晓得，女性诗意的笔触成就了一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的一生走的并不完全是败路。七十多年后，她的名字和作品再一次轰动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