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颜优华 张永祥 实习生 饶倩
2月26日凌晨4点，祁阳县二中。一位白衣女孩静静地躺在宿舍楼下，已经开始凝固的鲜血将黎明的校园定格得格外凄楚。死者叫黄玉萍，16岁，祁阳县二中高二347班学生。警方最后的结论是“自身因素引起的意外死亡”，并认为其可能患有忧郁症。
3月1日下午，祁阳四中。高三女学生何超男从学校五层高的教学楼跳下，两天后，县公安部门宣布结论——这是一起自杀案件。
大约一个月前，湘潭县某中学14岁的初三女学生在家服毒自杀，后经全力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一起接一起——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各地的报纸就会发现，类似的惨案时有发生。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公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
面对这一个个血祭的生命，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该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社会环境是否到了必须修正的时候？这是对人性本能的嘲讽还是对教育理念的拷问？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心理和教育专家，希望专家能帮助我们找到事情背后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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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活太累了，学习太累了，死了就算了……”在黄玉萍自杀的大楼阳台上，民警发现了这份遗书。这是女孩自杀的直接证据，也是她告诉家人为何选择自杀的原因。
与黄玉萍熟悉的同学的说法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警方的调查结果。“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优秀，但是性格比较孤僻，平常很少与同学沟通，经常一声不吭地坐着。”据小黄生前好友阿莲介绍，出事前一天，学校公布了上学期期末考试分数，黄玉萍在本班的分数排名跌到了50多位。为此她大哭了一场。也许，学习压力是压垮黄玉萍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黄玉萍不同的是，何超男的自杀没有直接的诱因，事发前早就有了轻生的念头。她在最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爸爸妈妈您们骂吧！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真是女儿的罪过……以及所有人，我要来世再报答你们……”但她的另一篇日记却道出了同样的生活学习压力：“昨晚，我拿着自己亲手写的一年和十年计划，虽然一切都只是一个假想，但是，明显发现自己没有为之而奋斗……有时觉得，老师对我那么好，我却常常考试不及格……父母、亲人对我期望那么大，我却总让他们失望……”
当我们分析这两位花季少女的短暂一生时，几乎发现同一个事实：她们都在永无止境地学习和考试，她们承受的压力好大，她们拥有的快乐太少。
中国教育走到今天，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整个社会仍按高考的“笛音”跳舞。因此有专家直言，学生自杀最先应该拷问的，是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
湖南师大心理学系副教授陈虎强认为，几乎每个自杀案例中的孩子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学习压力问题，学习压力是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社会对教育的超常重视与教育制度改革步伐跟不上的矛盾，导致学校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过分要求，再加上家长们过高的期望，在一个成年人都被竞争压得喘不过气的时代，在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孩子们需要面对的压力确实超过了他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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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过高期望——压塌孩子柔嫩的脊梁
为了升学理想，不少家长往往不顾实际地给孩子过高的期望和要求。然而，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时期的学生们，因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在面对挫折时，容易造成精神防线崩溃。
祁阳两起跳楼惨剧发生后，一位网友发帖称：孩子的死，谁是真正的凶手？是父母！做父母的成天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也没有想想孩子的智商到底有多高。甚至有些家长为了面子,拿自己的孩子吹捧和做赌注,一旦孩子达不到家长的理想成绩,就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孩子能没有压力吗？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的细节印证了此种看法。一位熟悉黄玉萍家庭情况的老师透露：“小黄的母亲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你就别回家啦。”何超男在绝笔日记中提到最多的也是父母。
长沙某中学一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现在学生面对的不是高考的压力，而是来自家长的压力。特别是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压力也就越大。背着“借钱求学”这沉重的担子，一次小小的错误都可能压垮他们的心里防线。
湖南一师教育系心理学博士黄任之认为，过分溺爱娇惯或斥责、苛求、打骂，或家长期望值过高，都会使学生感到家庭的巨大压力而处于紧张、焦虑、不安之中，孩子有时难免会选择死亡来逃离铁幕般沉重的家庭环境。湖南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理事佘丽珍表示，家长要学会采用宽严适度的民主型教养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筑好心理防护墙，重视孩子的细微异常，发现问题及早疏导。同时要重视孩子心理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加强对他们耐挫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轻视甚至蔑视这些问题，承受力较弱的孩子往往会选择一劳永逸地逃避——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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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功利的社会——让人性剑走偏锋
采访时，一位不愿署名的专家悲愤地对记者说，本已在新中国成立后慢慢被淡化了的“学而优则仕”之类显然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观念，经过近几十年的重新包装和演绎后，又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我们随便翻看一下各地的招聘信息，无不充斥着对学历的重重关卡。学士、硕士、博士，非“士”免谈，即便当一个小学教员，哪怕你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相应的学历证明，你都没有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青少年自杀事件，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已成病态的‘唯学历论’的必然结果。”这位专家说。
这位专家分析道，“唯学历论”将高考变成了所有孩子能不能“正常”步入人生旅程的“华山之道”。而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社会等级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又使大多数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得不奋力改变自己或者下一代人的命运，高考正是我们的社会强摆在这些人面前的“独木桥”。尽管能顺利走过“独木桥”的仍然是少数，而且“过桥”之后未必能看到无限风光，但人们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最易受伤的人往往是弱者，而孩子又恰是弱者中的最弱者。所以，要禁绝或者最大程度地遏止青少年自杀现象，改变社会对于人才过于功利的评价体制，改革已然问题重重的高考制度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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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让教育不再偏废
有专家认为，在青少年自杀现象中，心理培训和挫折教育的缺位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缺位既有学校的责任，也有家庭的责任。学生的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学校，高考的高压让很多学校只注重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格、心理的培训。在家庭，唯有读书高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理念，孩子的全部任务就是读书。记者调查发现，很少有家长能平等地、推心置腹地跟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孩子想什么，怎么想，出现某种反常行为等等，多数家长都不以为意。在孩子方面，他们的日常生活像是温床，而他们的心理往往更像荒漠。
记者与发生悲剧家庭的家长沟通，当问到有没有发现孩子最近有什么反常或者知不知道孩子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时，家长们悲切地哭喊——谁知道啊！谁知道她有什么想不开！
谁知道啊！谁知道她有什么想不开——我们或许应当理解这些成天为生存而劳碌的家长，理解他们为了孩子省吃俭用的辛劳。可是，谁又曾主动地去了解并理解我们的孩子！
孩子的生命是脆弱的，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呵护，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消除不必要的压力源。陈虎强呼吁，全社会应关注未成年孩子的心理健康，设立心理援助机构，及时给困惑中的孩子提供指导和帮助。学校要引导学生建立健全的人格与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正确的压力应对方式，培养坚强的意志。家庭对孩子要给予充分的关爱，改善教育方式，用鼓励教育取代棍棒教育和放任教育。同时也要让孩子们知道，生命是宝贵的。全社会应该要做的是积极给生命设防，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生命焕发光彩，而不是轻率、冲动地让青春就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