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临时性强奸”

背后是真问题

判决书中的“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一语，被网友概括成了“临时性强奸”，该判决的公正性也遭到严重的质疑。那么，“临时性强奸”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撇开“临时性强奸”一说，判决的公正性的确值得商榷。两名协警趁女孩醉酒与之发生性关系，显然构成强奸。而且，两人是“先后”强奸，这就构成了“轮奸”，按刑法规定应判处10年以上徒刑。就算他们有自首以及取得受害人谅解等法定、酌情的“从轻”情节，而且法院判决中也明确是“从轻处罚”，而不是“减轻处罚”，那么“从轻”就必须在法定刑罚幅度之内，轮奸的最低刑就是10年，不可能“从轻”成3年，此举突破了法定刑的幅度，涉嫌枉法判决。

其次，按南浔法院事后对媒体的解释，的确没“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一说，“它是辩护人自己归纳出来的”，并被法院采纳，写进了判决里。法学理论里只有“临时起意”犯罪，它是相对事先有谋划的犯罪而言，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酌情轻判。此事件中不乏网友对刑法的误解以及恶搞，比如提出“永久性强奸”，但起因是法官没有严格地使用“法言法语”。如果法院判决书本身理性、权威、使人信服，还会有如此多的非议吗？

强奸案“从轻”艺术

这个案子判得很有才，因为它下判时“考虑”和“不考虑”的地方都有。“考虑”的方面是“临时性的即意犯罪”、“并无商谋”、“主动自首”、“取得被害人谅解”。“不考虑”的方面，例如两人是否实施了轮奸，例如“喝了很多酒”与“即意”能力的关系，例如两名协警带不省人事的陈某开房间是否有非醒酒的考虑等。

就这样，“考虑”一些情况，“不考虑”一些情况，一个轮奸犯罪案件，罪犯就被“酌情从轻处罚”了。

现在，法律的公平正面临被经济支付能力损伤的危险（穷人犯罪就不容易“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也面临法官“考虑”或“不考虑”某些因素而出现橡皮筋效应的处境。多来些类似例证，法律就可能成为穷人的专用惩罚工具了，而不必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刘洪波，媒体评论员）

“临时性犯罪”难平公众质疑

公众对这一判决结果产生强烈质疑，质疑的人群里，法律专业人士应该只占少数，但这并不妨碍公众用常识进行分析和判断。比如，两名协警先后强行与这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为何以强奸罪这个较轻罪名起诉，而不是以性质更严重、惩罚后果更严厉的轮奸罪起诉？

不可否认，法官在判案时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量刑，是法官的权力。依法独立判案，更是公众的呼唤。只是，独立判案最紧要的前提是依法。

依法不是枉法，酌情从轻不是罔顾基本法律事实。从公开的犯罪情节看，两协警知法犯法，犯罪情节恶劣，不足以适用“酌情从轻处罚”。对比成都男子李某爬树偷窥女邻居而被判强奸罪的结果，又怎能让公众心平气和？于是，无法不让人怀疑，“宽严相济”的弹性原则，成了一些枉法者手中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汤劲松，媒体评论员）

众口演绎背后的权利焦虑

在这些不同的网络流行语背后，潜伏着网民同样的公正焦虑。对司法的不信任总是透过一些超越常识的个案集中宣泄出来。

“临时性强奸”再度暴露了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怪现状——“判决不说理”。审判是定分止争的艺术，定分止争、实现公正的前提就是“说服”。要避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在“网络流行语”中流失，就必须加强裁判说理。当然，“说理”的前提是有理可说，若是裁判本就不公，连法官都觉得无理可说，那么网民也就只好去“临时性顶一下”网络热词玩玩了。 （王琳，媒体评论员）

编辑手记：

人们常说，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当社会的普遍正义受到破坏和亵渎时，法律以拯救者和弥补者的身份，行使最后的捍卫权，使缺失的正义得到伸张。然而，司法公正的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挑衅、被颠覆，不由不使人慨叹法治生态环境中良知与正义的缺位。

有位作家若有所指地说：生活远比作家的想象更精彩！

“临时性强奸”案之所以被人关注，不在于作案者的狡猾，或者涉及高智能犯罪，而是作为除暴安良利器的司法机关，是如何被权贵或强势者利用，从而沦为他们逃避法律制裁的工具的。

想象一下：当小市民爬树窥探“梦中情人”被判构成强奸罪，而准执法者两人强奸女生却“法外”从轻处置时，你心目中的法律还是正义与神圣的化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