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中阳

“上山下乡”的第一年秋收后，生产队派我随抓副业的队长谭世福去县城收粪。那时化肥十分紧缺，粪成了农民的宝贝，街上收粪的人多，偷粪的人也多，县城靠偷粪为生的人家不止一二户。从安全考虑，我们把粪锁在屋后粪池里，把收到的煤灰、筛选的垃圾堆在睡觉的屋里。我们睡的床用一层土砖铺成，紧靠着肥料堆。靠墙架两块土砖是煮饭的灶，锅是很厚的铁锅。

每天深夜两点前我们就必须起床去占领厕所，一个一个的大小厕所边放上一个粪桶，或倚墙放上一个粪勺或一条扁担，就意味着你拥有收购这个厕所的粪的权力了。由于粪的紧俏，就有了各式正当或不正当的竞争。有时我深夜起床，摸黑去占领厕所，却发现那里已放着一个粪桶，或倚墙靠着一条扁担一个粪勺，一种失望感猛地席卷心上；有时我们远远就听到厕所边传来一个壮汉的有意的咳嗽声，或突地隐现出一亮一亮的暗红色的烟火，这不但告示那个厕所已被别人占领，而且还含有你若还来强占的话，“莫怪老子不客气”的意思。那时，收粪者为抢占一个厕所大打出手，砸碎粪桶的，折断扁担的，打得头破血流的，时见不鲜。谭队长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人不是怕人”，屡屡相让以避免冲突，不过我们也采取智取之道：一是利用我家在县城的老邻居、熟人的关系，要他们把粪只出售给我们。或者要他们早晨不提马桶出来，等清晨收粪的高潮过后才提出来把粪卖给我们。另一办法就是搞好善后服务工作，主要就是给这些人家把马桶认真地刷洗干净。这样，我们收的粪比别人多，质量也好。由于粪的紧俏，卖方也出现抬价、兑水等现象，甚至出现了用烂棉絮等造假粪的专业户。谭队长是识粪的行家，对假粪一看便知，一眼就辨出其中的含粪量，含7成以上的往往就收了，7成以下的他就摇摇头，眯着眼睛笑笑，然后慢条斯理地离开。

在县城收粪，大街小巷一天要转上好几遍。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碰见正在上初中的我小学时的同学，他们属“红五类”，是幸运之子。我天晴下雨都戴个草帽，作遮脸用，一碰上那些一路而来说说笑笑的同学，我就赶紧压下草帽，心跳如鼓，直到他们远去消失，这时我的眼泪总不自觉地滚落下来。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我挑着粪颤颤地沿街前行，忽见迎面来了3位女同学，我赶紧拉低草帽，紧跟我身后的谭队长也挑着粪，他没留意我会突然停顿，打了个趔趄，他有些冒火地说“田中阳，快走起些”，却被那3个女同学听到了，她们说“那是田中阳？”，略带疑惑地望着我。我把脸一直藏在草帽下，挑着一担粪就那么僵了似地站着，无语呜咽着。她们各自撑着一把红伞，背着书包离去的背影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收粪岁月中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候。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在县人民广场召开各类群众大会或晚上放电影，靠广场的那个唯一的公共厕所对我们就颇有收获。这时，谭队长往往高兴得过节似的。记得有一天晚上人民广场放电影，我们去迟了一步，男厕所这边的出粪口被几个强悍的汉子把守住了，谭队长急中生智，忙绕过去把守住了女厕所的出粪口。厕所的粪坑足有3米深，他把外衣一脱就急急地下去了。他用长把粪勺子把上面筛洒而下的脏物快手快脚地扒拢，然后捞进我提着的粪桶里。男厕所那边的汉子也不示弱，也用长把粪勺子把上面筛洒而下的脏物扒过去。3米深的粪坑里进行着忘我的争夺战。后来谭队长累得不行了，要我下去，我迟疑着。他看到那边的粪勺子正伸过来，把粪坑底都刮得响，急得直跳，瞪眼吼道：“你想不想招工啊!？”听了这话，我不知怎么就下去了，氨气憋得我快要窒息了，胸上像压着铁。

我和谭队长相伴在县城收粪足足有3个年头，每次秋收后出发春耕前收兵，成了很好的搭档。一个瘦长的半大小伙子随着一个矮敦敦半老的汉子一人挑着一担粪桶沿街吆喝着收粪，该是那时那个县城的一个小小风景吧！谭队长很喜欢我，一次睡觉前他忽然对我说：“你当我家的上舍郎，好吧？”我正尴尬时，他又叹着气说：“伢子是好，就是成份高了点。”我本想解释说我“成份”并不高，只是我父亲是“右派”，但已摘帽，我想反正在他看来这些都叫“成份高”，况且我当时情窦未开，只当他在讲昏话，就呼呼地假装睡着了。

岁月悠悠已过了40多年，谭队长因患脑癌不治早已作古。而今当我看到下水道里的粪排至江河时，总感到可惜。我常常暗笑自己这也是一种“职业习惯”的表现。今日忝为教授，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我常去咀嚼那些遥远的岁月生活，也许自己会更懂得岁月的意义吧。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