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

　　我没有单独的书房，我的书房与卧室是一体的。

　　2005年，我在县城买了房子，140平方米，四室两厅。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对书有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加上陆续也积攒了一些书，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这才考虑在主卧室辟出一面墙摆上书架。最下面是几组书柜，书柜之上便是开放型的书架，分上下5层，左右4格。书柜比书架宽出15公分，空间自然比书架要大，方便储存更多的书籍。

　　建成之初，我的书架是骨感的，自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后才日渐“丰满”起来。我的藏书大致分几类：一是文学杂志类，有我这么多年坚持订阅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有我发表作品的各种样刊，含作品入选后的部分选本，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杂志赠刊。这几样加起来，占据的空间已经不小了。二是我购买的书，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名著，国内国外的都有，加上文友惠赠的著作，数量也不在少数。三是我的剪贴本和读书笔记。参加工作后，每年都会留下一本“笔耕”的成果。这些剪贴本是我生活与工作的记录，是单位的荣誉榜，也成为我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之一，于我而言，它们存在的价值不比任何一部文学名著逊色。另外，我读书不喜欢“裸读”，有做读书笔记的强迫症，从字词句到思想到艺术创新，只要我感兴趣的东西都会在记录本上留下淡墨。从事文学创作12年，我的“文学笔记”的编号到了“22”。它们见证着我的读书经历，留存着我读书过程中灵光乍现的所思所想，成为我文学创作的灵魂伴侣。所以，这些本本在我的书架上都堂而皇之地有着一席之地。

　　目前，我的藏书还比较单调，除了几部哲学著作外，都是清一色的文学书。我把它们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排列，在不同类项中自然将同一作者的书归置到一起，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查阅也方便。我以为书房与卧室一体最大的好处是方便主人和书做朋友。读书、写作累了倒头就睡，人和书是朝夕相伴的，醒来精神饱满，或读或写全凭兴致，毫无定规。这样的散淡与随性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好的状态。

　　书是会说话的朋友，每每走进书房，我都会听到书架上发出的声音。我最早听到它们说：“主人啊，我们太挤了，挤得都快喘不过气来，您能不能给我们换个稍微宽松的环境啊。”我循声朝书架望了一眼，没错，日积月累，书架上的书的确摆得太满了，紧到我取书时都很费力。可是，房子就这么大，每间各有所用，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唯一能做的是下架一部分书，把它们交给收荒货的老头。我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分旧书，目睹着老头手里那杆冷冰冰的秤，等他称量完毕，心里突然涌起万般不舍的情愫。“慢着。”我从旧书里往回挑出几本，又挑出几本，再挑出几本，最后留给老头的没剩几本。他算来算去，要付给我钱。我想了想挥挥手说：“算了，你走吧。”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梦里又听到书对我说：“其实，你卖掉那些书，我们也觉得挺可惜。主人啊，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于是，我打上隔壁房间的主意，请一家装修公司来家里帮忙设计，拆掉衣柜，把一面墙改装成了书墙，大大缓解了藏书的压力。

　　有一天，我听到有些书给我提意见了：“喂，主人，您花钱把我们买回来，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吗？我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这意见好尖锐啊！我赶紧把“意见书”抽出来，果然原封未动，连塑封都没拆开。我觉得愧对它们，并由此给自己立下规矩：往后不随便下单买书，做到想读就买，买书必读。现在，我的书架上没读的书不会超过20本，占比少得可怜。如果把那些重读两遍，乃至三遍的书，比如说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蛙》、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拿来做抵减，我才稍感问心无愧。

　　我还听到了书架上另外一个声音：“主人啊，您可不能光读不写呢。您的书架上不能只有人家的书，还得摆上您自己的书，那才好玩呢。我们期待和您的书做朋友。”我感谢它们，心知这是委婉提醒我写作不能患冷热病，要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在它们的鞭策下，我不敢懈怠，每天坚持写一点，多少都要写一点，到目前为止，勉强出版了三本书。

　　与许多文友相比，我的书房委实有点寒酸，但是它温馨、实用，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况且，我的书架上挤满了声音。每每走进书房，听到它们闹哄哄地交谈，嗅着满屋子书香，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孤独。我认真地倾听，冷静地思考，偶尔也会发自内心地和它们交流一番，然后或读或写，进入忘我之境……

　　（作者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月光紧追不舍》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