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永嘉223省道永嘉黄田高速路口上，一名奥迪越野车的驾驶员在服用感冒药后上路，迷糊中追尾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近年来，因服药后驾驶车辆而导致的交通意外屡屡见诸报端，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道路安全法》对“药驾”也缺乏强制性规定和处罚条款。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对于服用感冒药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风险，知道的人却不多。“药驾”已成继酒驾、毒驾之后的又一隐形“马路杀手”，亟须加强宣教并纳入有章可循的制度化监管轨道。

    首先，要补上“药驾”入法的立法空白。查阅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尽管其第22条明白载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的条文，但此规定显然不对除精神和麻醉药品之外的其他“药驾”情形产生约束效力。

    而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在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这7类药品后应禁止驾车，其中包括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恶心呕吐反应或变态反应的药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痫的药物，以及抗高血压药物和降血糖药物等。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视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这就需要从立法的层面，完善对“药驾”的性质界定及情形厘清。

    其次，司法公正离不开程序正义。与抽血查验酒精含量与唾液测毒的技术检验同理，认定“药驾”也需要一定的查验程序与鉴定手段。比如，肇事者究竟服用了哪些有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违禁药品，是哪些成分导致了驾驶员不应有的工作状态等，这些都需要执法者给予当事人及社会以明确和权威的结论，为此才能确保“药驾”查处的公平公正、不枉不纵。

    第三，治理“药驾”少不了对相关人员的相关行为施以规章的警示与约束。比如，驾驶员患者就医时，应主动说明，让医生尽量避开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驾驶员患者要严遵医嘱，并尽可能做到服药不开车。制药企业必须在其相关产品中注明可能影响车辆驾驶的不良反应，医护人员应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交通执法人员应当履行好相关的普法、培训及劝诫、教育责任。

    （《健康报》4.19，张玉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