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人平均寿命不断增长，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白岩松的发言内容被媒体转载。他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死亡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师冷霜表示：“在老年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其生命，很多时候仅仅是维持其生命体征，对于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还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或是仅仅满足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帮助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祛除其孤独和恐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讳言死亡，一方面死亡可能就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这就是现实。其实，从学生时段起，死亡教育就该引起重视。

    面对即将死亡的患者和其家属，站在医生的角度，如何与其沟通，让其更有尊严？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院放射科医生张勇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勇认为，医生有责任对家属及患者进行病情的告知。应该根据患者的经济、病种、病情等诸多情况，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恰当而充分的沟通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使之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在我国，对绝症患者，一般提倡对患者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张勇表示，很多患者坦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本身，但目睹其他人生前进行医疗抢救等过程造成的痛苦让他们感到恐惧。因此，应深入患者内心，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避免过度医疗。张勇说：“放弃治疗，医务人员要有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明确Why（为什么要放弃）、What （放弃什么样的治疗）、When（何时放弃治疗）、How（如何放弃治疗），使放弃治疗的实施更加客观、公平，从而避免能医者被放弃、不能救治者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

    死亡教育名义上谈死亡，实乃谈论生。患者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后事做妥善安排，保持患者的尊严，提高生命阶段的质量。

    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人们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于是一切死亡都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亟须引起重视和关注，并通过死亡教育给予纾解。

    （中国妇女报，6.28，

    耿兴敏、刘天红、田珊檑/文）